作为演员，她高产且作品优质，《燃烧女子的肖像》等16部作品入围过戛纳电影节各类单元，获得过恺撒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
作为公众人物，她是法国#MeToo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孔，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作为曾经的性暴力受害者，她打破沉默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她说：“说出真相是向世界宣告我们还活着的一种方式。”
无论银幕上还是生活中，阿黛尔·哈内尔都颠覆了人们对法国女演员优雅、精致、浪漫的传统印象，如一朵野生的玫瑰，她的刺和美同样醒目。
2月底，在法国恺撒电影奖颁奖典礼现场，因为不满罗曼·波兰斯基获得最佳导演奖，阿黛尔·哈内尔起身离场并大喊“耻辱”。
阿黛尔本人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去年她公开控诉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基亚曾在她12岁到15岁之间对她进行猥亵和性骚扰。
一时间，“波兰斯基争议”和“哈内尔控诉”成为法国电影业不能回避的议题，有影院在放映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前增加了一段阿黛尔的采访视频，由她谈“社会对女性遭遇暴力的无视和不屑”。
对阿黛尔来说，能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遭遇已属不易，需要非凡的勇气。2001年，12岁的阿黛尔被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基亚选中，在电影《恶魔的孩子》中扮演一个自闭症少女。
“他是一个明星，犹如上帝降临地球一般， 因为在他身后有电影、权力和对表演的热爱。”阿黛尔回忆。而这是一段持续三年的非正常关系的开端，在此后的多年里，阿黛尔一直被羞耻、恐惧和愤怒的情绪所折磨。
去年11月，法国电影导演协会(SRF)发表声明支持阿黛尔，并决定开除卢基亚——这是该组织196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开除会员。今年1月份，卢基亚被巴黎检察院正式起诉。
阿黛尔认为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她打破沉默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她说:“虽然要对抗自青少年时期以来形成的权力关系以及男尊女卑的地位很困难，但社会的权力平衡已然扭转。如今，我拥有较强的社会权力，而他的权力正在减弱。”
对于如今公开此事，阿黛尔表示，这不是要对克里斯托弗·卢基亚进行猎巫，而是“将世界导回正确的方向，让加害者不再趾高气昂，使他们面对那些事不再有含糊其辞的可能”。
《恶魔的孩子》是阿黛尔·哈内尔的电影处女作，但她在此之前就开始接受戏剧表演的训练。
1989年，阿黛尔出生在巴黎东郊的蒙特勒伊，一个非常左翼的文艺社区，很多演员和电影制作人居住于此。阿黛尔的父亲是位翻译，母亲是位教师，她从五岁就开始学戏剧。
“我觉得当时爸妈为了甩掉我，才把我塞进了培训学校，”阿黛尔笑言，“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假装演戏，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弄明白，电影里的人死了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死了。”
2002年《恶魔的孩子》上映，阿黛尔·哈内尔在电影中没有一句台词，但她自然的、充满动物性的演出，展现了一个演员珍贵的天赋与能量。
可是在此后的数年中，她拒绝试镜和彩排，远离电影界而专注于学业，独自经历内心的孤独与罪恶感:“我本来可以学泰拳，但我选择了哲学。”
直到2006年，《恶魔的孩子》的选角导演克里斯特尔·巴拉斯再次找来，她当年就感受到导演和女演员之间的“混乱局面”，并一直为把阿黛尔推荐给克里斯托弗·卢基亚感到后悔，这一次，她对阿黛尔说:“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打造的，电影里只有女人，而且导演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就是席琳·席安玛执导的《水仙花开》，阿黛尔在片中饰演一个假装风骚的花样游泳队队长，有着自得又迷茫的青春气息，阿黛尔说:“我依旧脆弱，但是我回来了。”
2014年，阿黛尔凭《苏珊娜》获得了恺撒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奖，相较于姐姐苏珊娜，她饰演的“好妹妹”一角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但阿黛尔却演绎得极具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
领奖时，阿黛尔向当时的恋人席琳·席安玛示爱，也公开出柜。这在美国媒体看来，是非常勇敢的行为，有评论称:“我们可能也有和阿黛尔同代的同性恋女演员，但很难想象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会在杜比剧院的奥斯卡之夜出柜。”
阿黛尔这种坚定的力量感贯穿在戏里戏外，身高超过一米七五的她既有着圆润的线条，又有一种强壮洒脱的气势和无所畏惧的天真，正如她在《初恋战士》中饰演的一心想进特种部队、苦练生存技能的呆萌女汉子。
阿黛尔笑起来看上去没心没肺，但收起笑容时又有一种不容被质疑的自我意识。在《每分钟120击》中，她是积极行动、绝不让步的社会活动人士；
在达内兄弟的《无名女孩》中，她又能收束身上所有的恣肆张扬，一板一眼出演社区门诊医生；
即使在《妓院里的回忆》中，她也是青楼姐妹中最淡定、对和顾客甜言蜜语最没兴趣的一位。
在表演上，阿黛尔追求能和导演真正“对话”，双方一起去创作新东西，而不只是完成导演的要求。
阅读《鹿皮》的剧本时，她喜欢其中荒诞的部分，但觉得那个女性角色很弱、很乏味，她只是一个我们惯常看到的、爱慕男主角的女人，最终阿黛尔说服导演昆汀·杜皮约修改了剧本，让女性角色也主动参与到这场癫狂的思想实验中。
为了专注于表演，几年前，阿黛尔中断了攻读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业。她沉迷于表演这种重塑现实的方式，置身片场时，她不喜欢人们把手机拿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圣的，就像一个传教士在教堂里。”
阿黛尔·哈内尔最喜欢的哲学家是罗兰·巴特，他介于真诚和温暖之间，具有独特的品质。
这有点像她自己，感性又坚定，她希望自己不要红得太快，这样可以拍一些属于自己的，更脆弱、更疯狂的电影；
同时，她又认为电影有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而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也需要承担集体责任。